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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
作者:李银河
分类:人文
出版时间:2013-08-01
定价:29元
ISBN :978-7-212-04778-8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内容介绍

内容简介

全书有两方面的内容,一类是作者的一些感想;另一类是对人生的思考。

作者陈述本书内容:由于我们这一代人生长于大动乱的年代,所以对国家的前途和社会的弊病有较多的关注,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其中的佼佼者全都直接进入高级专业人才的行列,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这些与他们的生活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从褒义角度看,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断断续续贯穿了我的终生,原因不明。可以说,就像久病成医那样,我已经无师自通地成了一个生命哲学家。每当看到与生命哲学有关的文字书籍,我都兴趣盎然,觉得句句渗入心田,加上自己的理解,揣摩,体验,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无神论的生命哲学。因为其中有大量的内心挣扎痕迹,相信会引起遇到相同问题的读者的共鸣。虽然我的文字主要是灵魂的自说自话,但是如果能对他人有些帮助,当然也会感到欣慰。

给自己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崇高而稀有的艺术。真正的自我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某种必须被创造的东西。


作者简介

李银河: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著名作家王小波之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


推荐理由
独家、首次披露,她的亲人、情怀和生活——
  ◆苦涩的初恋青春(深藏心底40年,认识王小波之前的初恋往事)
  ◆刻骨铭心的爱人(受人歧视、呆丑蠢笨的王小波。生前寂寞、死后哀荣的王小波)
  ◆养子壮壮(患病奄奄一息的男婴,办完领养手续半夜直送医院。言行如“王小波二世”)
  ◆身居要职的父母(“三八”式领导干部。与王小波父母的处境堪称“云霄之别”)
  ◆命运各异的兄弟姐妹(兄妹4人。两个姓李,两个姓陈。时代变迁,命运殊异)
  ★ 独家、首次披露,她的人生、事业和心路——
  ◆应冯唐邀请而写《我的编年史》,重新整理《心路历程》,满足百万粉丝好奇。
  ◆前程无量的年轻国务院干部,为何下嫁初中学历街道工厂临时工?
  ◆美国海归博士、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如何成为最受争议的“疯神榜”冠军?
  ★ 独家、首次披露,她的坚强、思索和淡定——
  ◆褒者众,诋毁者更众;小波抑郁而逝,她却荣辱不惊,淡定的力量从何处来?

目录


开篇 我的心路历程
只有审美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人,诗意地栖居
梭罗的文字
生活在水泥森林中
欧洲之行
摈弃费力的生活
我到底喜欢做什么
纯粹的欢乐
我的新职业
不竞争
生命的狂欢
摈弃激情
我能创造吗
难道没有激情了
机器一样的人生
生命的愉悦
要不要弄文学
真正有质量的生命
用写作来打发时间
只观察不批评
写什么
性欲与生命力
用心写点什么
生命意义与写作
兴趣所致
饶了自己
犹豫不决
生命正进入最好时期
星空?音乐?肿胀
我的心一片沉寂
走向涅槃境界
嫉妒是绿色的
生命的虚度
一切归于平淡
精神的愉悦与身体的舒适
人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
让生命欢乐
大痛苦与小痛苦,大快乐与小快乐
寻求快乐
做事还是纯玩
鸟儿为什么叫
没有话说的人
徒长一岁,何乐之有
硬核
中国人的精神荒芜了吗
亲历社会变迁
审美比重
美是稀少的
天籁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
超越“叔本华钟摆”
阅读尼采
存在主义
伊壁鸠鲁哲学
读老子
艺术?反熵
退隐和参与可以兼得
健全与疯癫
伏尔泰的生活方式




精彩书摘


《我的编年史(1975年: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做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来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环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环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事件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挽救出来。

  《妈妈印象》
  妈妈是2003年前走的。她走得很平静,在88岁的高龄。
  好几位妈妈的好友都写了纪念文章,可是我一直没写。在我心中,妈妈就是一个妈妈,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慈祥,像所有的妈妈一样爱孩子,也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过度节俭。直到最近,我在做性别研究时,重新翻出了当初对妈妈做访谈时留下的录音记录,我才突然间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出类拔萃。
  我做社会学,关注的都是社会和人的常态,那次访谈访问的是几十位各式各样的妇女,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访谈中会问到他们和丈夫是不是平等、谁做家务事、如果能选择回家愿不愿意回家等等。谈的过程中,妈妈总是用一种挑战的口气回答我的问题,谈完之后,妈妈说了一句:这些问题不好,没有意思。我当时还不大高兴,现在重新听才发现,妈妈之所以不喜欢这些问题,是因为这都不是她的问题,就像福柯说的:这不是我的问题。妈妈所关注的问题早已超越了这些。
  妇女先锋
  李小江做中国妇女的口述史,曾邀我访问妈妈。我当时很忙,此事就拖了下来,现在我很后悔,因为妈妈她们这一批“三八式”的干部,当年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恰恰是中国妇女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人,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正是这些参加革命的女性或称女性职业革命家为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开了先河,也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妈妈在我的访谈中说:1936年我师范毕业了,就自己找工作,回到新野县小学教了半年书,后来又回我的母校邓县女中教了半年书。后来七七事变,我就出来(去延安)了。那时我有个老师是地下党员,介绍我们去参加革命了。妈妈是裹过脚的人,在河南农村,姑娘脚大是嫁不了好婆家的,所以妈妈被她的妈妈裹了脚,幸亏裹得不是太小,时间不是太长。妈妈就是用这双“解放脚”跟那批热血青年一起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去的。唱歌的事是我看到妈妈一个简短的回忆录里写的——在妈妈还没有老到不能写作时,我劝妈妈写回忆录,可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愿写。
  妈妈和爸爸是自由恋爱的,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凤毛麟角。听妈妈说,她1930年代末在抗大学习期间认识了爸爸。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浪漫。这大概就是我长大后喜欢浪漫爱情的源头吧。爸爸跟着解放大军初进城时,风流倜傥,像很多男人那样,有点花心,对一些漂亮的女同事有点过于热情。闲话传到妈妈耳朵里,妈妈一点不像旧式妇女那样哭天抢地、痛心疾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感觉就像清晨散步。这句话把妈妈作为一位有独立生活天地的新女性的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与爸爸的关系充满自信。
  据我的观察,爸妈的关系是和谐的,充满感情的,尤其是平等的。“文化革命”中,家里的房子被收走几间,有一阵我在父母屋里的沙发上睡觉。每天早上六点半,这两位老新闻工作者都准时收听新闻,之后有长时间的议论,我能听出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忧心忡忡,也听出了他们观点的和谐一致。
  父母关系的平等还表现在为我们取的名字上。两个姐姐姓爸爸的姓,我和我哥哥——家里唯一的男孩——姓妈妈的姓。这样起名完全违背了我国传宗接代的传统。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演,题目是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讲到孩子可以随母姓,我举了自己的例子。由于马来西亚是中华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来听讲的又有许多华人,听众们兴奋地讨论起随母姓的事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中国男女平等事业的钦羡之情。我也在略感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妈妈以她淡泊名利的一贯作风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意外之下生出了一点自豪——即使在西方社会,女权主义闹得如火如荼,女人结婚后还大都要冠丈夫的姓,更不要想孩子随母亲姓。所以我认为,妈妈无论在公在私,都不愧为是一位“妇女先锋”。
  农民喉舌
  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报社”这个词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就是“家”的意思。看病去“报社”,上幼儿园去“报社”,洗澡去“报社”。妈妈的工作和家庭早就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在我访问妈妈时问到如果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样她选哪个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古怪,不怪妈妈没好气地说: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女人回家的说法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笑谈。
  妈妈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具体都有哪些争论、经过哪些斗争我不了解,但是“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这都是她多次采访报道过的人和事。记得那年她在改革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妈妈是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因为长期搞农村,她的感情就给了农民。我还隐约记得,那时我也就七、八岁,妈妈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带我们几个小孩去公园。有一次我们去了天坛公园。天坛公园那时候又大又野,里面还有农民种地。妈妈爸爸见到农民,就会过去跟他们问这问那,问他们的收入,问蔬菜的价钱——我后来做了社会学,启蒙的根子也许该追到这儿吧。
  妈妈对农民的感情还表现在对她的保姆身上。她是一个安徽无为的农妇。妈妈为了让她多挣钱,允许她在闲着的时候到别处去打工,一般的雇主都不会答应保姆这样做的。妈妈还无偿地接待她的儿子女儿亲戚,以致每礼拜我回家看妈妈,保姆那屋总是人声鼎沸。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家就像个大车店。过春节、劳动节、妇女节妈妈还要给保姆发节日奖金。报社北边的农贸市场一开张,妈妈就成为那里的热情顾客,再不去国营商店买东西了。好像在那个农贸市场上卖菜的农民就是“农民富起来”的象征。就连沙发、写字台之类她都请街上游动的农民木匠打,钱不少给,打出来的沙发硌屁股。我隐隐地觉得妈妈是在为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搞副业做忏悔、做补偿呢。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的总结。
  淡泊人生
  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妈妈对于钱财非常淡漠,她在用钱上是两个极端:对自己竭尽克扣之能事;对他人却大方得要命。妈妈吃饭之简单是出了名的。听报社的人说,报社食堂一点儿破菜汤一个馒头就是她的一顿饭。妈妈住的地方也没有正经装修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外地亲友来京看望她时惊为“贫民窟”。可是妈妈给希望工程捐钱却不吝惜。有一回,河南老家的村里来信劝捐修小学校,妈妈一次就寄去一万元。这在她一生的积蓄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农村老保姆退休她坚持要给退休金,念她在我家照顾父亲和她多年,妈妈给了她两三万元的退休金。而她留给我们四个孩子的“遗产”总共才几万元。
  妈妈对于“名”也很淡漠。妈妈在写作上有很高的抱负,可惜并没有实现。这是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的。那次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及什么是她心中理想的女性,妈妈却所答非问地说了一句:我写的那些都远远不是我想写的。我知道,这就是报社的老人纷纷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妈妈从来不动心的原因——她所写的东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她最想写的,也远远没有达到她心目中的高度。而且她并不在意出名。
  其实,妈妈写作和说话都特别生动,这是妈妈的特点。我看她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感觉的确是这样。还听说,当年闹形式主义、“左倾”思潮的时候,人们写作说话都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的,可是妈妈生动的个性使她不甘寂寞,以致人们竟然都特别爱听她的检讨——她即使在检讨中都不爱用那些套话。比如她在谈到自己的身世时曾说过自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她生在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是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从小就被送到舅舅家去住,小小年纪就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作文盲老太太。报社一位老阿姨给我讲过一个妈妈被人传为笑谈的轶事。有一次,妈妈到报社前面的小书店去买书,那个小年轻的售货员问她:老太太,你识字呀?妈妈笑眯眯地说:识得几个,识得几个。按照几率,在妈妈这个岁数,又是个女的,百分之七八十应当是文盲的。这个小青年万万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奶奶岂止是识字,还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人呢。
  妈妈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妈妈以她淡泊名利的一贯作风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他们两人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那些斤斤计较墓地排列顺序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境界。在我心中,妈妈此举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她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我觉得妈妈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她的生活相比之下是精彩的。虽然她的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她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我觉得妈妈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她的生活相比之下是精彩的。虽然她的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她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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