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台湾“清华大学”陈力俊先生序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幸在八十五年前以英年早逝，而他的长女王东明女士，正以百岁人瑞，撰写传奇，而这本《百年追忆》（台湾繁体版书名）正是两个传奇的交会。
去年台湾“清华大学”庆祝一百周年，历数奠定建校璀璨百年之基的清华人，国学院四大导师自是首选之一。今年有机缘自大陆邀请清华名师后裔参加校庆，适见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高龄逾百的王东明女士在台北每周仍票戏的新闻。经与王女士联络，得以面邀参加校庆活动，而当王女士于校庆日应邀出现于庆祝大会、午宴，并参与下午座谈时，以健朗之姿、稳健台风、亲切温馨声调，侃侃而谈，立即
风靡全场，成为活动焦点，并赢得许多粉丝（fans）。
在与王女士的晤谈中，得知其正在写回忆录，当即表达希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的愿望，王女士也很爽快地应允，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来邀约；基于王国维先生在身前身后与两个单位的深厚渊源以及王女士的首肯，决定共同出版《百年追忆》。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王国维先生于1925 年受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清华在此前以留美预备学校著称，王先生与梁启超先生等受聘清华国学院，震动学术界，开启清华迅速成为国内学术重镇之先河。近一年来，我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活动中曾屡次引用他的“人生三境界说”以及对诗人的看法：“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同时日本京都大学松本纮校长在台湾“清华大学”演说中也提到王先生对文化交流的见解，都可看到王先生对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地区及日本文史思想界的影响，仍方兴未艾。王先生身后，知友陈寅恪先生撰文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云：“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诚如王女士所言，王先生学术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全球的文物遗产，我们有责任维护它！宣扬它！
本书分两部分，上编《记忆中的父亲》记述王先生之家世背景、为学历程、生平轶事、家庭与休闲生活、清华园故事、亲子互动以及投湖经过等，引人入胜，并能使读者对王先生行谊有进一步了解。下编《王东明的百岁自述》，包括一生回顾与生活杂记，可看出王女士平凡中之不平凡。她在父亲身后，不足十四岁时无意中看到母亲遗书，能冷静地设法说服母亲打消死志；抗日战争爆发先逃难至浙西一带，后随叔叔在上海英租界集资为流亡失学青年办建“浙光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上海英租界，“浙光中学”被迫解散，再辗转到达后方。1948年，由上海至台湾高雄任教师。1950 年秋与陈秉炎先生结婚并在私立泰北中学任教。1953年春起，负责台北县永和镇消费合作社“中央”公教人员实物配给，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到1982年，年届七十岁，随消费合作社停办而离职。退休后在家养老，除了整理父亲的遗物外，有时到各地旅游探亲访友；1994年开始迷上京剧，坚持学唱了十多年，增进身心健康，延年益寿，顺利达成“唱到九十九”的愿望，可看出她刚毅进取、开朗豁达的个性，行文亦庄亦谐，充满人生智慧，可读性甚高。
清华校友胡适之先生在晚年常阐述 “交友以自大其身”，王女士可以称得上这句话的践行者，结识了爱京剧又爱阅读、写作的“忘年交”李秋月女士。李秋月女士愿意悉心采访整理王女士的记述，促成这本精彩的《百年追忆》早日问世，亦为王氏传奇，再添佳话。最后也感谢台湾商务印书馆共襄盛举！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谨识2012年10月于台湾“清华园”
序二　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方鹏程序
台湾“清华大学”于今年4月29日举行创校101周年、在台建校56周年校庆，邀请当年清华大学名师后裔参加，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百岁人瑞王东明女士应邀参加，与王国维先生的曾孙王亮先生、梁启超先生的外孙女吴荔明女士等，一起述说记忆中的先人事迹，蔚为盛事。可惜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女士、朱自清先生的次子朱思俞先生、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女士，都未能与会，诚为憾事。
王国维先生去世已经八十多年，不论环境如何变化，他一直都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是一位饱学忧患之士，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他的著作的流传，让我们更加思念。
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她年已一百，有关父亲的种种，世人谈论甚多，她是唯一尚存的儿女，应该将父亲的事迹写下来，留供世人参考。因此，她根据各种资料、过去撰写的文章和不断的回忆，予以口述，再由好友李秋月女士整理执笔，留下记录。
编写自述的消息经新闻报道之后，台湾“清华大学”的陈力俊校长力邀王东明女士将书稿交给台湾“清华大学”出版。因为王国维先生当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王东明女士也居住在清华园两三年，对清华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她义不容辞要交给台湾“清华大学”出版。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知道这个消息后也来邀稿，当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十四册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曾予以再版，因此，王东明女士对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有好感。后来，台湾“清华大学”决定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合作，终于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
本书最初是由王东明女士口述、李秋月女士协助整理成书。但应王东明女士的要求，我也为这本书增写了许多资料、年谱，并予以重新修订，始克成书。谨志出版经过，以供各界参考。
　方鹏程序于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2年8月1日
前言
悠忽百年：王国维先生与我
王国维先生是我的父亲。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四个男孩，也育有过四个女孩，但四位女儿都夭折了。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捡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七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向大家介绍我，说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的小名，我会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姊，叫我表姊！”
小名困扰了我的童年，一直到十三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的小名。父亲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逝世。次年夏天，母亲偕全家返乡，住到外婆家。
十六岁，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的方式，他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抗战开始，全家都住到上海租界避难，叔叔王国华先生在浙江教育界颇有地位，很多省立中学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当时困居孤岛，家长（老师）失业，子弟失学，因此由叔叔号召成立了私立浙光中学。我也跟着在学校服务，校舍简陋，设备谈不上，但教师却都是浙江有名的精英名师。
江浙地区称教书的人为“先生”，男女无区别。我虽不执教鞭，在校的人也称我王先生。
珍珠港事件（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发生不久，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四哥服务的海关，也遭日本人接收。苟安已不可得，家人纷纷潜往后方。我和四哥纪明、嫂子、侄儿，历经艰辛，在西安定居下来。四哥向西安海关报到，我则由友人介绍到中国银行与雍兴公司合办的子弟学校教书。
抗战胜利，四哥随复员的队伍回到上海，待命接收沦陷区的海关。不久，他与西安税务司张申福等携眷去往台湾，接收高雄海关，接着母亲和松明妹也相继抵台。
我留西安一年，学校同事都人心惶惶，我决定先到南京二哥高明家暂住。正好接到松明妹来信，得知高雄海关要塞及港务局要合办子弟学校，缺少人手，我就决定去台了。
两年后，由好友符琴、钮庭方伉俪介绍，认识了江苏盐城的陈秉炎先生。经过短暂的交往，母亲和叔叔兄嫂等都认为适合，我们就在1950年10月10日结婚了。
秉炎是学财经的，又有会计师身份，对官场不太热衷。于是他借机辞去公职，挂牌开业，我就成了他的助理。
台北市与中和乡仅一水之隔。当时中和乡是台北市的疏散区，大陆去台的各界人士，纷纷到中和定居。秉炎由旧友相邀，也迁去中和，和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们守望相助，倒也能安居乐业。外来人口不断增多，一个乡公所办理不了那么多业务，只有划分行政区，才能应付乡民的需要。我们住的地方被划为永和镇，靠南面的仍称中和乡。
行政区域划定后，我们永和镇的新镇民发起筹组永和镇消费合作社，秉炎当选理事主席，设立门市部和碾米厂，草创伊始，实非易事。
那时正逢八七水灾（1959年8月7日至8月9日，发生于台湾中南部的严重水患），市面上食米缺货，粮食局一度委托合作社办理户口食米配售业务，时间虽短，却也符合当时的需要。
稍早，“行政院”公教人员实物配给委员会已委托我们代办业务，对外配送业务由理事主席应对，内部业务一切由我担任经理，负责总管。
他乡遇故知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一次，在台北衡阳街上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忽然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小姑娘吗？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二三十年未见面的表姨妈，彼此尚能认识，真是奇事。多少年没有人叫的小名，居然在台北的街上听到，亲切温馨的感觉，差一点让我流下泪来。
退休后，我迷上了京剧，本来只是爱听而已，现在居然有开口唱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可是八十三岁的高龄，还能唱吗？总得尝试一下，于是我加入了台北老人福利协进会的国剧社（京剧）。
说起学戏，我只学唱腔，就像唱歌一样，正好老人会国剧社的琴师贺肇黔先生能抽空为我说戏。我向贺老师说明学习的目标：只要我喜欢的，一两句也要学，至于其他演唱的基本功夫都不必教了。
开始学的是梅派的《凤还巢》，腔调板眼都练得差不多了，一上胡琴，腔调走了，板眼乱了，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慢慢地学了几段青衣，在票房唱的时候，总觉得声音低沉，比其他票友要低两三个音节。虽不好听，但唱得还算规矩。
到现在，高音唱不上去，青衣又难唱，贺老师便教了我几段老旦戏，如《钓金鱼》《打龙袍》《徐母骂曹》等，最后索性连老生小生，也学了几段。
在票房混了十七八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但对我的老年生活，得益很多，扩大了我的生活空间，也交了不少朋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垂暮之年，认识了喜爱京剧又爱阅读、写作的忘年之交——李秋月女士。她愿执笔为我记述平凡的一生，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我年迈记忆力衰退，思考欠缺条理，李女士下笔困难必多，特此致谢意。




一追忆先父王国维先生
1. 家世背景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海宁县。提起海宁，人们会想起钱塘潮。海宁扼钱塘江口北岸，自古即是观潮胜地，享誉中外。
我的远祖王禀，宋靖康中，金兵攻太原，禀公当时任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守太原二百五十日，城陷，率众巷战，壮烈牺牲。宋高宗南渡后，追封安化郡王。海宁城里有“安化王祠”，也有一条安化坊街，即是纪念远祖王禀公所设。
王家传至我的祖父乃誉公，家道中落，于是他弃文从商。但在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词、古文，文名扬于乡里。后恰逢有亲戚任溧阳县令，就去当了十多年的幕僚。1887年，我的曾祖父过世，祖父奔丧回里，守孝课子，并且在盐官镇西南隅建了新的住宅。新宅北依小河，南邻城墙，隔城相望，便是钱塘江，离钱塘只有几百米，环境清幽。这所住宅，是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宽三间，


王乃誉诗画直幅
共两进；前为平房，后进为二层楼，两进房之间有天井和两厢；前有台门，围墙从四周卫护着。前进正厅，是待客、祭祀的公关场所，卧室在后进楼上。这是一个小康家庭的居住格局。
2. 父亲王国维先生
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农历10月29日（阳历12月3日）。他的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姊姊蕴玉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主的能力，但已能照顾弟弟。
父亲十一岁前，祖父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形成他“寡言笑”的个性。
父亲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时，祖父奔丧归，遂留在乡里，日夜课子就读。家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父亲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每晚自塾归，祖父必口授指画，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祖父还教他骈文及古今体诗，为父亲日后研究金石、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海宁四才子”。陈守谦比父亲年长五岁。他后来在给父亲的祭文中曾说：“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