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信仰
   作为一个忠实可信，而又条理分明的编年史学家，那么我就应该对发生在19世纪最初12年时间里的许多重大事件进行浓墨重彩地书写，而不是把它们忽视掉。
   我本来应该告诉你们，那个极为出色的的联邦党是如何悲惨地消亡的。它曾经把陷入窘境的革命遗产变成了一个体制健全而充满自尊的国家，但是当它在对英国的最后一次战争中，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叫嚷着州政府有权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并且鼓吹要退出联邦的时候，它也就毁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维吉尼亚的约翰•马歇尔这个名字我是应该提到的。他作为美国的首席法官把法院的尊严提高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高度。他随时准备而且经常盼望把那些看来好像与宪法的神圣条款相矛盾的国会立法变成一纸空文。我本来还应该回顾一下青年共和党的活动。他们后来成为了杰斐逊的追随者和接班人，他们鼓吹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全国政府的热情完全超过了联邦党人。但是，这些事件与从华盛顿将军离任到杰克逊将军上台这24年时间里，这个国家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相比，上面这些事件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众所周知，这些强烈的变化在东部是无法清楚地感受到的。它们只局限于这个国家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用现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们都是边远地区的产物。
   在过去，人们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接下来往往会是一系列赞美的话，赞扬那些拓荒者冒险创业的精神，他们独立思考和行动的精神，他们的粗犷、豪爽但谦恭有礼的态度，他们的平等意识，他们的桀骜不驯，他们信守言论自由的原则，他们乐于帮助朋友和邻居的精神。
   毫无疑问，这些品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些移民者有冒险开拓的精神，他们待人热情，勤奋工作，并且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别人对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在乎。但是这些品质也是其他地方移民荒原的特点。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的移民，却没有创造出这种我们称之为“美国人的”生活哲学。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我冒昧做一些猜测，或许我是不对的。
   英国、俄国、法国和荷兰的移民进入西伯利亚、印度、婆罗洲和非洲的未开发地区，但是他们基本上还都是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或者荷兰人。他们生活在由黑种人、黄种人、深色皮肤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他们是仅有的白种人。他们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并不是那么全面），是他们避免湮没于孤独和绝望的大海中的生命线。他们不惜牺牲一切来保护这条生命线。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失去了这条生命线，那么他们就会无依无靠，沦为彻底的流浪者。
   美国的开拓者经历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所有形式。新阿姆斯特丹或者费城快乐的市民，可能会对这些可怜的孤独的边疆开拓者抱有同情之心。但是那些边疆的开拓者根本就不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艰苦的。不能否认，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大的树根是非常难以刨除的；而蚊子所带来的危险比狼还大；还有那么多令人头疼的石头需要清除；放养的牛羊也很容易生病，而兽医却对此束手无策。所以，孤独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对于孤独原本的含义是根本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的群体在这个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这种东西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那么暂且称之为“集体孤独”。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孤独”这个词的意思是“与世隔绝的人”，那么西部的拓荒者们无疑是孤独的。但是，成千上万有着相同思想的人在同一个时刻做着相同的事情，都“与世界上其他的人隔绝”，和他一起跨越阿帕拉契亚山脉，使荒原不再寂寞，使森林失去神秘而肃静的恐怖。
   因此，这些拓荒者不再被各种古老的恐惧所困扰，他们认定，即使没有继续将其同他们年轻时的文明连接在一起的文化生命线，他们也会继续前行。他们拿起斧头，把生命线斩断，高喊着：“感谢上帝，总算摆脱了。”接着，他们开始制订生活的规划。这种规划是应该能够尽善尽美地表达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经济抱负的。有朝一日，这种原始的共同纲领，就会最终成为这些广袤地区的不成文法。这些文明的先驱者用他们的毅力和实干精神征服了这些地区。
   如果对这种对边疆精神（最终成为了美国精神）发展过程的注解你能够认可，你就会开始理解为什么一种建立在如此众多美德之上的哲学会不断遭到那些千奇百怪和令人无法容忍的偏见的破坏。这些偏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迅速消失，而拓荒者们则将这些偏见重新纳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典籍之中。
   但这是一种自愿流放生活的必然危险。
   对于那些来自草原某一个偏远村落的乏味手稿，每一个出版商、每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些表面看来好像是他们终生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那里面所揭示的信息却可以在两三百年前发表的著作中就找到。这种情况实际上所造成的损失并不会很大。所以出版商让他的秘书写了一封委婉的信。而在距离大城市有三、四天路程的穷乡僻壤，早就希望能够名利双收的作者，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葬礼了。
   但是，如果那些占有全部粮食、全部木材、全部铜矿和大部分煤矿和石油的人们都自命为新时代的预言家，并且坚称他们孤立的社区中流行的行为和思想准则，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的基本准则，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边疆人民曾经与华盛顿并肩战斗，曾经是杰斐逊志同道合的战友，曾经为把13个小殖民地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努力。他们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文化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像我在前面讲过的，20和30年代的新拓荒者是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好公民。但是，他们坚持按照一种“优秀”和“忠诚”的理想：这个国家宁愿与世界上的其他部分进行隔离，他们宁愿用动物的油照明也不愿意使用煤油灯。
   他们对自己信仰的优越性坚信不移，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这种好的福音传送给他们北部和东部的邻居。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热心的传教士，那么任何新的消息都不会传播。
   于是传播这种新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先知的肩上。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预言家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他在1824年崭露头角。
   他作为边疆地区的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奥尔良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